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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校长下午好！
刚才陈厅长介绍我那么多荣誉，全国人大代表、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其实我心里明白，我代表的就是我们各位校长同志们和你们所在学校的教师以及你们所有学生，我确实感觉到，虽然两个代表给我的压力很大，怎么样更好的反应我们农村中小学学生、教师和校长们的心愿，一直都是我思考的问题，我跑了很多县和很多学校，在座的校长我可能认识，但是我不可能去全省一万多所学校，大家这次有机会到武汉接受培训，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和大家见面。教育厅组织了一些座谈会，我们有些校长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令人感动。今天下午我准备用一个半小时讲五个问题，同大家共同探讨。
提纲：
一、教师和校长的作用；
二、新工程。怎么样提高教师的素质，我们有一系列的工程；
三、新机制。怎么样破解农村教育当前面临的一些突出的困难和矛盾，我们的前景是怎样的；
四、新体系。资助贫困学生，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政策体系，这个今年9月就出台实施；
五、素质教育。
然后留半小时向我们在座的很多教育厅的处长,还有陈厅长，陈厅长主管教师工作，当然还有高校教育、学位工作和人事工作。我们共同的试着，看能不能和大家讨论一些问题。
在开始第一个问题，教师和校长的作用之前，我想念一段散文。大家到武汉来不容易，会带来很多问题，带回很多收获，想送给大家一个礼物，但这个礼物一直没有想好，我想送给大家一本书，最近几天一直在找，我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讲的是北京一位教师，他叫王萌智。这本书讲的是北京，讲的是城市，而我们来的各位是农村的校长，我觉得这个书不是太合适，但这本书又太好了。于是就在想，这么多校长这么多教师，我们能不能写一本书，写一本关于中部地区农村教育的书，这本书不仅需要用笔去写，更主要的是要用我们的实践来写，然后我们用心去注解，所以在报告开头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在座校长，我们共同奋斗，用我们的实践，我们共同写出一本反应湖北、反应中部农村教育的书。我的这本书是两年前，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推荐的，晚上十点钟，我在办公室，他打电话给我，说“路钢，新华文摘十九期登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文章名叫《中国教育中国新教育风暴》”，正好我有睡觉以前翻书的习惯，也正好看了十九期，正好翻了这篇文章。他问我怎么样，我觉得一般。他说这篇文章是从一本书上摘取的，我还真不知道，然后我就把这本书看了。宜昌市教育局把作者请到宜昌去讲过一次，是一个著名报告文学家叫王宏甲。为了今天这个报告，我把书又翻了一遍，我觉得他的后记是最打动我的部分，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我挑了一部分。后记的标题是：我的老师。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老师。生在贫穷的乡村，老师就是我们童年生活中的一盏灯。我的童年也是在乡村教师的照耀下长大，幼儿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一程程铺垫了我通往远方的路。人生在世，有些恩情不能报答，只能铭记。写完此书，感到还有什么没做，后记之类常写些感激的话，我愿以此文为后记，献给我敬爱的老师。
12岁上中学，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老师只有22岁。
烈日下锄草，寒风中积肥，我们知道22岁的女老师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很明亮。22岁，只身来到这所山区中学的老师，直到我们离开她的时候，我们也没发现她有男朋友，因而在我们那短暂的中学时代，她都像是属于我们的。
作为住校生，许多个星期日，我们在她那只有一扇木栅窗户的房间里学会了唱《卡秋莎》……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我一直就觉得她是世上最美丽的人。
然而1991年深秋，当我再见到她时，一时间真的难以接受，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青春的容颜像一只美丽的鸽子，永远飞出了她的巢穴……
从第一次见到陈老师到再见到陈老师，已是两年后的冬天，我们回校要准备上山下乡了。
我和陈老师坐在离校不远的河滩上，面前是那条永远也不会冻结的河，那是故乡之河冬日的景象。河滩上的草，都还顽强地坚持着生命的绿色。
我说：“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老师沉默一阵，从身边拾起一块小石子，使劲一甩，不远的河面上传来一声单调的水响。回过头，她看着我说：“我的父亲也自杀了。他，也是医生。”
很久以后，当我有勇气来聆听别人伤心的诉说时，我也有勇气说，我也有过很潮湿很泥泞的日子。我甚至真的相信，痛苦，很可能是值得珍惜的。
不久，我收到了陈美熙老师的一封回信，看到那熟悉的曾被我们许多同学摹仿的清秀字迹，你很难想像我当时的心情……老师在信中说：“宏甲，我也要走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临时工。”
5年后，我20岁了，那时许多农民朋友，尤其是那些从小就跟随父兄在田里劳作的姑娘的笑声，已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中……但我还会想，陈老师该是30岁了，她在哪儿呢？我不能想像她也跟我一样黄昏在田水里洗净了脚，夜晚挤在生产队的队部里记工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某个山村，就像我们大队的乡村女教师那样当个民办教师。我的意识一直停留在她那句话上：“我也要走了……”。
现在回到了91年，我又坐在陈老师的屋里，我感觉到老师的目光在注视我，可我却在躲避她的目光，好像更愿听她的声音。
我记得我曾经想过，“教师”这职业恐怕是我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不能想像每天走进教室总在重复去年的内容，而“创作使每一个日子变得富有新意。”但是这个上午，我渐渐发现自己必须把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放到地上。
我听到老师在讲着她的学生时忽然检讨起自己的教学方法，以至对自己的能力也发生怀疑。“我已经老了，记忆力也差了。”蓦地，我感到有一种仿佛已经陌生的感动袭击了我……只有当灵魂在一片晴空中行走，心灵才会生长出对青草的认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来了，又走了，每一批走进教室的学生都是崭新的啊！
我仿佛重新坐在一片青草地上，有许多精神内部的姿态值得检查和回忆……我仿佛突然理解了叶圣陶先生为什么放下文学的笔去编课本，莫非叶老先生是对成年人有所失望，或说更愿寄希望于嗷嗷待哺的新一代？我知道我还有想不清楚的问题，我已经看见老师在看手上的表，她说快下课了，她记得学生们下课之前赶到教室，告诉他们下午还该带一本什么书。
老师给我的时间突然变短了。我们已经开始下楼，我看到老师下楼时敏捷的双脚，又想起她当年在河滩上挑沙的形象。
校园中心的一个大花圃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记起某个类似的场景，有人问我，对你创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学步”时指导过我的前辈作家，上大学中文系以及读文学研究生时教导过我的诸多老师，毕业前后都给予我厚爱的著名教授、文艺家……他们都是对我有影响的好老师，我永不会忘怀他们的教诲，因而也深信他们教给我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艺术不是技术。真正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该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陈老师在花圃前站住了，她又看了一次表，对我微微一笑说：“我该走了。”然后真的走了，绕过学校深秋的花圃，快步向她的学生走去。
下课的铃声突然响了，我感到我的呼吸和校园里所有的气息都随之震动，铃声中老师匆匆奔向她的学生，我想我看到了她一生的形象。
她的作品即她的学生，陈老师只教过我《英语》，没教过我写作，但我无疑是她很早就开始雕塑的作品，而我的作品只是她的作品的作品……
这篇文章真是感人，他讲的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对自己青少年时代老师的回忆。写的非常好。作为今天下午的报告，可能每位老师都拿到了一篇小文章，这文章是我九九年在华中师大当校长时，华中师大办了一所学校叫“华一寄宿学校”，在那个时候寄宿学校是贵族校，而今天我们几乎在座的很多校长的学校都是寄宿学校。他们办了一个报，让我作为校长给他们写一篇“贺词”，这篇文章是我自己写的，文章里所有的观点就在标题里面——教师是一个领袖。这个观点可能还需要说几句，文章写的怎么样我也不敢说，但确实是我的观点，是我的心声，是我自己实践和观察思考产生的结论。我今年五十多，没有受到干扰的教育就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四年级的上学期，文化革命开始了，从那以后一直不太正规，所以、我觉得我受过最正规，对我影响终身的是小学三年半教育，我永远忘不了。后来很多事都忘了，因为我初中转了四次学，有两年半在农村，我们老师也不像在座的各位一样有教师资格证，都是业余的，高中毕业又到农村，然后是公农兵学员，75年上了华师，那个时候一半时间在劳动，半工半读，经常在华师现在的体育系插秧、割稻子。我读硕士是1982年。考的也不错，但在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教师，因此是在职学生。读博士呢，国家送我到英国，回顾我整个教育历程，断断续续，大部分时间不是半工半读就半农半读，真正正规没有受干扰是小学三年半。这三年半的教育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每年教师节我都回到小学去看望我小学的老师和校长，我的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还在，身体不太好，当时那个学校的校长也还在，校长是1956年被国家派到苏联做过像你们这样的短期培训，当时那个学校在武昌区，非常有特色的学校，但是今天的这个学校很一般。他培训的时间和我们在座的校长差不多长，十来天。可是他回国以后把我所在的小学办成了名校，武汉市在五六十年代对外开放的学校，所以我觉得小学对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定格的作用。6-10岁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关键并不在知识、不在智力、而在非知识性因素和非智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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