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我扛着装满书的箱子，住进了一户农民家里，开始了我的支农生活。在完成催粮、计划生育等任务之余，教农民的两个孩子认字读书就成为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我至今还记得这样一幅场景：我当着孩子们的面打开了书箱，他们惊叹了一声，眼里满是光芒。我当时的表情是骄傲的，甚至有一些炫耀的意味，现在想来，这是一种轻慢和不谙世事。在这户人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书的东西，只有几本发黄变脆的杂志。孩子们日常的工作不是背着书包上学，而是插秧、割草、喂猪，或者，坐在池塘边守候着一群鸭子，偶尔看看天空，眼神空洞、迷茫而又无助。

　　这是一个常常被遗忘的群体，也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农村的教师和校长，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和压力，只有置身其中者，才能感同身受。

　　在“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大众关注的焦点的背景之下，“农村教育”也成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期专题的作者们大都来自农村基层，或者至少具有管理农村教育的经验，在他们的言说和思考中，可以大致看出当前农村教育的种种缺失。

　　一是缺“足够的钱”。这是全方位的，从家长、学生、教师到校长，都在贫困的境地里挣扎。过去，我们习惯于褒扬某某人如何忍耐贫困，如何安贫乐道，但却常常忽略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贫穷是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剥夺。如何从政府和社会那里获得更多的资助，这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用好现有的资源。张国安的《农村中小学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田惠元的《应在较小的农村中小学实行账目统一管理》分别探讨了这一问题。

　　二是缺“适当的人”。读了元龙的《我爱教育，但我当了逃兵》一文，可以发现，我们没有理由责怪师范生不愿到农村任教，更没有理由责备农村教师的各种缺陷。该文启示我们：所有对于农村教育的研究，都应该从关注和改变校长、教师、学生的生存状态开始，无视他们的生存处境，任何结论和对策都只能是隔靴搔痒。关于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庞永平在《新编制标准下农村中小学教师配置透视》一文中，提出了种种颇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对策。关于农村学校管理者自身建设问题，穆慧翔在《课改前山区小学管理者如何自我更新?》一文中，阐述了管理者角色的转换和自我认知结构的更新问题，十分切合新课程改革的实际需要。钟祖荣的视角与众不同，其观点十分鲜明：农村校长要有成为教育家的意识。他以苏霍姆林斯基等人为例，对教育家的特征和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我看来，此文对所有的校长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他指出的不是观点，而是道路——通往教育家之路，三是缺“合理的思想”。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我们缺的是“合理的思想”，多的是“思想的障碍”；程斯辉在《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必须破除思想障碍》一文中，较为充分地阐述了他视角中的思想障碍。

　　三是缺“理性的管理”。农村学校的管理常常是感性和散漫有余，理性和规范不足，在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前，难以及时调整。曾刚的《中心学校的角色定位应准确》和梁中凯的《乡村办学 教师拾柴火焰高》等文章，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所有这些缺失，都与“文化的缺失”有关。农村教育的改造，其根本还在于“文化的改造”。从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到梁漱溟，大师们孜孜不息地寻求着农村教育文化的变革之路，这是他们未竟的事业，也是我们需要承继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伟业，我们始终需要两种东西：汗水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