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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大力推动农村教育城市化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 雷福民
 
[ 2008-05-03   来源:《中小学管理》   作者:雷福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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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有资料显示,浙江省平均每天约有2600名农民变成市民,而南京市主城区面积5年中扩大了近3倍。随着城镇户籍制度和农民进城政策的进一步放开,到2003年为止,广州、北京等城市已经有部分区县实现了原有农村人口全部城市化,全国各大城市也纷纷抛出了整体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和措施。

  然而,与城乡经济迅速一体化相伴随的,却是城乡社会生活一体化的相对滞后。由于长期以来县(区)乡分割的教育管理体制,使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统计资料表明,2001年,我国农村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仅为城市平均水平的29%,初中仅为城市平均水平的31%。[1]不仅如此,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有了把孩子送往城区学校就读的机会。而这种机会,一方面加大了城市学校教育的供求矛盾,另一方面,又通过个人投资行为(缴纳“择校费”),进一步加大了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

  农村人口渴望通过教育来改变子女的命运,谋求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因此对高质量基础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这种需求,促使城乡教育差距过大与城乡一体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并成为了推进农村教育城市化和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强大的原始动力。

  将目标瞄准教育现代化

  农村教育城市化既是一个发展目标,也是一个推动低水平教育向高水平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实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教育必须瞄准与城市教育相一致的发展目标一一教育现代化,才能快速完成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历程,并最终实现区域教育的整体现代化。

  1.设置先进的教育成就指标,追求高标准的普及性教育

  “先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应该说,对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教育来说,对本区域城市教育成就指标的追求,即对先进的现代化教育的最切实的追求。因此,区域教育成就量化指标的设计,既要反映区域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又要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严格限定城乡教育在各项指标上的差距。譬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学校入学率均应达99%以上,毕业率的差距,小学不超过1%,初中不超过2%;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差距,高中入学率、毕业率、升学率均不超过10%,等等。

  与此同时,还应紧扣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区域城市教育发展的特点,设计一些特色化的指标。譬如:城乡学校在小学同步进行外语教学,全面进行信息技术教育,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特长生占一定比例,留级生、辍学生现象基本消失,确保适龄流动儿童少年、残障儿童少年、家庭贫困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的就学机会等。

  2.设置倾斜的教育投入指标,追求均衡化的资源配置

  长期以来,教育投入的不平衡,是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因此,教育投入指标的设计,必须适当向薄弱的农村学校倾斜,以尽快实现区域内各学校间人、财、物的均衡配置。

  在资金投入上,一方面应确保区域教育经费“三个增长”,并使政府公共教育投入比例占义务教育投入总额的85%以上。另一方面,应提高学校日常公用经费的划拨标准,确保农村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数值和年增长率都高于城区学校同期水平,同时,还应积极争取预算外农村教育专项资金,使城乡生均教育事业费基本持平。

  在学校布局上,应依据人口发展总量和经济发展状况确定学校设置的总量,并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学校的标准化建设。由于区域内的农村地带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激增的地区,所以为避免重复建设,应依照新建、迁建、扩建、改建的顺序优选布局调整方案,并在规划建设时充分考虑其发展潜力,使农村学校生均占地面积和生均校舍面积都高于城区学校的标准。

  在师资的配置上,首先应按照城市学校的标准核定农村学校的教师编制,按照城市学校的师资学历达标率要求农村学校。同时,要通过交流、互派,促进城乡教师“量”和“质”的均衡分布。

  3.设置激励性的教育评价指标,追求高效益的多元化发展

  现代化的教育,应该是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的教育,这种高质量、多元化的质量要求,反映在教育发展目标上,主要为一些定性的描述。如构建包括学校教育系统、行业教育系统、社会教育系统、网络教育系统在内的体现终身教育思想的现代教育结构体系,实现学校教育观念现代化、办学条件标准化、师资配置优质化、课程结构合理化、教育管理科学化、学生成长主体化、教育模式多样化、办学体制多元化等。

  这些定性的质量要求,主要是通过各区县制定的《学校办学水平评估方案》中的各项评分标准,细化为对学校工作的具体要求,并在以教育督导为主的各种监督、评估力量的促进下,通过学校的办学实践,落实到学校各要素及整体的发展上。过去,鉴于城乡学校办学水平的客观差异,各地区往往分别制定评估方案,对农村学校的要求大大低于城区学校。而如今,在大力推进农村教育城市化的背景下,应特别注重“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农村学校评价指标设计上的运用,尽可能地用与城区学校相同的质量标准来要求农村学校。其中,应特别关注农村学校教育思想与理念的变化,关注农村学生在行为习惯、思维品质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发展情况,并采取由评估部门设置“动态评价指标”和学校自行申报“特色发展目标”等方式,将这些要素设计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引导农村学校“以现代人的精神和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人”。

  采用外推内引,刚柔相济的策略

  在农村教育城市化的实施策略上,要讲究外推内引、刚柔相济——要自外加大投入力度,推动学校发展,自内激发变革动力,引领学校发展;要加强宏观调控,刚性推进农村管理体制的系统改革,又要在微观层面上柔性促进学校各个要素的发展。

  1.“一刀切”,消除管理权力结构的体制性痼疾

  学校管理权力结构的调整,是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其中的关键性和基础性的环节,是按照“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将行政管理“实权”由乡(镇)向区(县)移交。在管理重心上移的方式上,向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策略选择:“一刀切”式和以资格准人为特点的“渐进式”(“熟一个桃,摘一个桃”)。其中,前者以上位的管理者为改革和发展的责任主体:而后者,则由下位的管理者承担改革和发展的主要责任。就市管区而言,为迅速搭建超常规整合资源的工作平台,推进区域教育发展方式向高效率的集约型转变,必然采取“一刀切”的刚性模式,将原属乡、镇、村管理的学校统一划归区教育行政部门直管,确保城乡学校拥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和相同的公共资源。

  与此同时,区教育行政部门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一方面,要依照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管理理念对学校自主办学积极赋权;另一方面,要本着加强宏观协调和间接调控的原则,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咨询、决策、执行,监督组织体系和管理职能。

  2.“两手抓”,构建全面优化的教育发展生态环境

  必须一手抓软环境优化,一手抓硬件建设。

  农村教育发展软环境的优化,涉及教育系统内外的舆论支持与政策保障,其核心是在区域发展观、教育发展观乃至教育系统各要素(学校、教师、学生等)发展观念上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作思路和方法策略上,政府、学校、社会各方面的创新。因此,应从3个方面树立新的发展观:(1)要树立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的观念[2],使教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使农村教育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2)要树立开放的学校教育观念,把人的发展放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大教育系统中;使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推动、相互促进。(3)要树立“公平优先,提高效率”的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观念,明确各级政府在发展农村教育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帮助农村学校走出困境,既是“先发展起来”的城区学校的义务,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义务。政府要特别重视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如农民工,贫困人口、残疾人等),把保证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和教育生存性条件的公平放在优先位置。

  为此,在硬件建设上,应充分发挥农村教育在改善人居环境、优化投资软环境以及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方面的功能,按照“以学校建设带动城市建设,以学生进城引来农民进城”的发展思路,将中小学的规划和建设做在房地产开发之前或同步进行。要尽快通过合并 (将校舍陈旧、场地狭小的学校撤销,并入条件较好的学校)、一校两址(将相邻两校合并,实行一块牌子,一套班子、分年段安排学生在两校就读)、原址改扩建、易地新建住宿制学校等方式,调整学校布局,改善基础办学条件,彻底改变农村学校 (尤其是村小)规模小、效率低、散点分布的局面,使区域中小学的建设逐步走向标准化和现代化。

  3.“三步走”,建立城乡联动的学校管理新机制

  为破解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难题,过去很多地区都曾采取城乡学校“手拉手”、送课下乡、城乡教师交流等多种形式,力求以城市教育带动农村教育发展。但由于这些措施缺乏长效的制约机制,资源整合力度小,许多活动只停留在表面或流于形式,所以就总体而言,收效并不大,要使城乡学校“理念共享,资源共享、方法共享、成果共享、利益共享、荣辱共担”的发展理念落实到实践中去,必须从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工作方式等多方面人手,设计和形成一整套城乡学校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一步,创新组织形式,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

  学校管理权力结构调整之后,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的学校可分为3种类型:城区学校、原乡镇中心小学和中学,村小。这3类学校的资源(尤其是社会资源和教育软资源)占有量呈梯级递减,城区学校向农村学校(特别是村小)“输血”势在必行。

  为确保“输血”工作走向制度化,新的组织形式——“城乡教育共同体”应运而生。由于上述3类学校的数量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各地区的“城乡教育共同体”大体有如下3种组织形式:

  “联体式”以一个法定代表人统一管理“共同体”为标志,是城乡学校“捆绑”最紧密的一种形式。以我区为例,由于原乡镇中心小学和中学数量少、发展较好,因此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策略,将12所村小与12所城区品牌小学一一“捆绑”结对,通过任命城区小学的校长为对应农村小学的校长、原村小校长为对应城区小学的副校长并负责主持村小日常工作的方式,组建一套统一的领导班子来管理各个“城乡教育共同体”。

  “联合式”的“捆绑”力度相对小一些,它以城区学校为促进“共同体”发展的主要责任方,同时保持原农村中小学校法定代表人不变。如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将两三个农村中小学与城区学校“捆绑”起来,形成以城区学校为主要责任方的17个“城乡教育共同体”。[3]

  “协作式”的“捆绑”力度更小一些,它在各学校责、权、利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协作组建一个学术性组织来管理和促进“共同体”的发展。如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将城区每所小学和初中分别与一两所农村小学、两三所乡镇初中联合建立学区,并由各学区成立学区委员会和学科中心教研组进行统一管理。[4]

  此外,沿袭过去乡镇中心小学负责村小业务指导的惯例,或积极探索农村九年一贯的教学模式,采取将原乡镇中心小学或中学与两三所村小“捆绑”的方式,也是可行的。

  第二步,创新管理制度,促进校园文化的深层变革

  城乡学校“捆绑式”发展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以制度化的方式确保了城乡学校拥有共同的领导团队,并通过统一的领导,促进了城乡教师之间实质性的交流和学习——无论是教育教学研讨,示范课观摩、师生联谊、社区宣传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还是日常交往的点点滴滴,都在潜移默化间促进着教师的成长,从而有力地推动校园文化的深层变革。

  为确保“捆绑”工作顺利开展,相关管理制度的设计必须包含3方面的内容:(1)要明确“捆绑”学校间的关系。如我区规定,各“城乡教育共同体”采取“两个法人单位、一个法定代表人、一套领导班子,独立核算、独立核编”的办法由区教育局统一管理。(2)要明确相关各方的职能和责任。譬如:城区学校承担着帮扶的责任,因此“人、财、物只能由城区学校流向农村学校”。又如:我区教师继续教育中心承担业务指导的责任,因此,我们设计了将学科教研员分组派往村小“包干负责”指导工作的相关制度。(3)需要对城区学校的履责行为作出具体的规定。如潍城区规定,城区学校凡在编在职教师或领导干部 (男不满45周岁、女不满40周岁的),都有到农村学校任教的责任,时间至少1年,每年交流人数不低于全体教职工的3%;凡没有在农村工作经历的,一律不得晋升高级职务等。

  第三步,创新督导方式,引导学校探索发展新路  

  (1)要让校长作为考评组的成员参与到考核过程中,使学校由被动的接受考评者变为主动的学习者和建设者。(2)在价值取向上,既要关注学校的“昨天”、“今天”,更要关注学校的“明天”,关注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3)要将年度的综合性督导与不定期的专项督导、随访督导相结合,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通过听汇报、查资料、深入课堂随机听课、召开教师座谈会、学生座谈会、个别谈话等各种途径,尽可能全方位地了解学校的发展。(4)要注重交流和反馈,应将督导评估与对区域教育发展现状的调研相结合,与对学校发展的诊断,策划和业务指导相结合,与对干部的考察和培养相结合,使督导过程成为教育系统各要素多元互动的信息交流平台。

  在城市化的道路上,成长无定式,发展是硬道理,农村学校或以硬件建设为先导,或以制度建设为抓手,或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化,或以教育科研促进师资优化,或把特色创建作为第一要务,或把社会,家长,学校资源的整合作为中心工作,或是依托对口的品牌学校,实施品牌战略,重塑学校形象……总之是因地制宜,各显其能。

  农村教育城市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跨越,没有省略;农村教育城市化也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建设过程,只有联袂,没有缺位。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正使农村教育发展的最佳机遇加速到来。谁抓实了农村教育城市化,谁就将抢得这一阶段农村教育发展的先机。

  参考文献:
  [1]沈百福,王红.2000—2002年我国义务教育完成率和义务教育经费问题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3,(9).
  [2]鲍东明.实现教育现代化 我们怎样把舵扬帆?[N],中国教育报,2002— 08-04.
  [3]宋全政.让城乡孩子同享一片蓝天——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探索农村教育发展新路[N],中国教育报,2003-10-08.
  [4]陶继新,于明伟,王剑锋.城乡联动促农村教育跨越发展——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城乡联合建立学区侧记[N].中国教育报,200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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